1957年毛泽东提出：高校课程太多，能否砍掉一半？杨秀峰：做不到_工作_教育部_河北

前言

新中国成立后，杨秀峰先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、教育部部长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他出生于河北一个书香世家，是个典型的读书人脾气性格。抗战期间，他投笔从戎，上了战场，在河北一带参加抗日游击队，被大家称为“红色教授”。

建国后，杨秀峰才和毛泽东的交集多了起来。尤其是教育工作方面，两人多次交流意见。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教育方面的建议和想法，而杨秀峰则是毛泽东这些建议想和想法的实践人。

有一次毛泽东提出高校课程太多的问题，杨秀峰很为难，认为短时间内很难达到毛泽东的要求，直言做不到。教育课程太多的问题，至今都是一个难题，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们，作出了哪些努力？又想出了怎样的解决办法呢？

教授上战场，受到毛泽东的表扬

杨秀峰家庭的读书氛围非常浓厚，他的祖父、父亲都是读书人。尤其他的祖父，是河北迁安县有名的乡绅，一辈子都在办教育。因此，杨秀峰从小就开始读书，14岁就考入河北省立滦县师范学校，19岁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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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1年，杨秀峰从学校毕业，开始了漫长的执教生涯。乱世中，搞教育事业处境步步维艰。他利用寒暑假的时间，到家乡农村办农民讲习班，向老百姓宣传新文化、新思想。

1927年，杨秀峰听闻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处以绞刑，内心十分愤慨，冒着坐牢的危险，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的其他老师，积极为李大钊募捐。

工作了几年时间，他深感当局政治腐败，决定辞职出国留学，寻找拯救民族、国家的道路。1929年秋天，杨秀峰得到了去法国留学考察的机会。这次留学可以说改变了他整个人生的轨迹。

在法国巴黎留学期，杨秀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在巴黎积极参加各种游行、示威、学生活动。有一次，他参加集会后被法国当局拘捕，住进监狱。

后来经过组织和好友的保释，才被释放，从此他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，无法继续留在法国念书。所幸有党组织举荐，杨秀峰辗转到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。

1934年，杨秀峰从苏联返回祖国工作。他在北平、天津的一些大学任教，教书之余组织一些学生救亡运动。他爱护学生积极的引导帮助学生，得到了很多青年学生的爱戴和尊敬。“红色教授”的称号传遍当地。

1936年，北平的教育文化界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，杨秀峰也是成员之一。杨秀峰还跟许德珩、马叙伦等大学教授一起，给陕北的毛泽东送了一些物资，毛泽东专门回信感谢。

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，杨秀峰投笔从戎，带领一批爱国青年走上了炮火纷飞的抗日战场。即使投身战场，但杨秀峰除了主持军政建设之外，依旧不忘老本行，组织发展抗战区的教育事业。他创办了河北抗战学院，一个人身兼数职，各方面的工作却都做得很好。

当时，邓小平在河北担任129师的政委，多次夸赞杨秀峰：“文官不要钱，武臣不怕死。杨兼而有之。”

杨秀峰在河北临城领导抗战，因为抗战经费非常紧张，所以生活很窘迫。他长期穿着一身打补丁的粗布衣裳，脚上一双棉鞋更是补了又补，缝了又缝。

1938年，身边的同事见杨秀峰的棉鞋穿了一整年，都没有替换，就劝他买一双新的粗布鞋子。一双粗布鞋子也花不到多少钱。但杨秀峰却说：“抗战经费这么紧张，能省就省。”

房东大娘听说了，就抽时间加班加点缝制了一双粗布鞋子，担心杨秀峰不肯收下，将杨秀峰原来那双旧鞋子给扔了。第二天，杨秀峰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旧鞋子，只好换上了新鞋。不过，杨秀峰不肯白拿房东大娘的鞋子，按照市场价格给房东大娘付了钱。

在艰苦朴素这一方面，杨秀峰不仅严格要求自己，对家人也时常警醒。1939年，她夫人孙文淑担任行署的秘书长，每天书写量很大，需要一支钢笔工作。但解放区物资匮乏，找一支钢笔并不容易。

夫妻两个商量着托亲友从北平买了一支钢笔，收到新钢笔孙文淑还挺高兴，但夫妻两个认为钢笔太贵了。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，可以先用办公经费垫付钢笔钱，然后每个月再从夫妻两个的工作津贴中扣除。

杨秀峰坚决不同意，让妻子将钢笔退了回去，重新想办法买了一只旧钢笔回来。杨秀峰把省下来的钱买了一些短缺的物资，改善军队的生活条件。

杨秀峰在抗日战争中的工作成绩，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。1942年9月7日，毛泽东发表《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》一文，文章中重点表扬了杨秀峰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工作成绩。

杨秀峰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，一上任就忙救灾

1949年8月，杨秀峰被任命为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。刚一上任，他就遇到了严峻的考验。1949年夏天，华北连续多天降雨，河北遭受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。

潮白河一带灾情最为严重，香河县的堤坝被冲破，全县大部分土地都被洪水淹没。老百姓不仅没了粮食收成，家中房屋也被洪水冲毁，很多人只能爬到房顶或者是树上躲避洪水。

杨秀峰马上投入救灾，一个50多岁的人，两个月内，走遍了河北17个县，100多个重灾村子。那个年代道路难行，很多村子都不通车，他就只能坐着马车或者拉煤车进村，有时候还要步行，工作非常辛苦。

有一次，杨秀峰坐着马车到香河县县政府了解情况。那天天气有些冷，他穿着一件灰布旧棉袄，身材高挑消瘦，背着双手走进县政府的大门。进了院里，没有看到人，他径直向办公室走。推开办公室大门，见里面一个年轻人正在床上半躺半倚着。

杨秀峰年轻的时候右耳朵受过伤，需要戴助听器才不影响听力。他从口袋中摸出助听器带上，对躺在床上的年轻人问：“你们这院怎么没人办公啊？县长不在吗？”

年轻人上下打量了一番杨秀峰，猜测可能是普通老百姓，躺在床上没动，只回答道：“他不在。”杨秀峰有些无奈，走到年轻人身边，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，和气地说：“我是杨秀峰。”

年轻人轻轻“啊”了一声，重新打量杨秀峰，才意识到这个人就是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。年轻人又惊又慌，从床上蹦下地，鞋都没有穿好就往办公室外跑，去通知县长李柏华。

年轻人是县政府办公室的秘书，政府很多工作人员都下乡救灾去了，今天正好是他值班儿，却闹出了这么个笑话。年轻人很不好意思，他去找县长来，自己却不敢回来了。

杨秀峰下乡一般都是这样子，很少会提前通知。因此，大家也没机会准备什么。李伯华县长见了杨秀峰之后，立马报告了救灾的工作情况，看时间到了饭点，便留杨秀峰在县政府吃饭。

杨秀峰答应留下吃饭，但特别嘱咐：“你们平时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你们汇报时不是提到机关干部每天每人节约一两米支持灾民吗？那我们也不能搞特殊，就按照你们的标准来。”

李伯华县长感到有些为难，上级领导来了，不招待一下怎么也说不过去呀。杨秀峰随行的工作人员凑过来，向李县长解释：“杨老就是这么个性格，出来办事从来不许吃特别招待饭，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。”李伯华县长这才说：“那就简单吃吧。”

几人边说边往食堂走，午饭很快就端了上来，是一大锅的窝头，还有两大盆的白菜。其中一盆是纯的炒白菜，还有一盆里面有几片肉，也算一荤一素，营养搭配了，大家各自打菜吃饭。

杨秀峰看着很满意的样子，拿着窝头就着白菜吃。吃完饭，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烟，点了一支，边抽边思考。等大家都吃完饭，他才提出，要到灾情严重的二区去亲自看看。

县长和县委书记提出要陪同他一起前往，但杨秀峰却说：“你们都很忙，下午还要开会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那边儿的治安情况怎么样？”县委书记回答说：“治安倒是没什么问题，比较稳定。”

杨秀峰边说边往大门走：“那就好了，你们谁也不要陪我去了，也别派人送我，我们自己走就行。”于是，杨秀峰就带着自己手下的几个人，去二区查看了灾情。他们还在当地住了一夜，第二天继续前往三河等灾区。

香河县的县委书记王子明后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儿，他总觉得很对不起这位老领导。杨秀峰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他们没有派人陪同护送，而是让老领导自己到灾区去视察，实在是不应该。

别看杨秀峰自己在吃喝上不在意，但他招待其他同志很大方。如果是他做东招待大家吃饭，会有白面馍，一些荤菜。尤其招待社会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时候，杨秀峰会从自己节省出来的经费中拿出钱，买一些猪羊肉。

但他自己大部分时候都是和部队的人员一起吃粗粮，比如小米饭、南瓜汤、玉米饼子等，从来不搞特殊。他每次下乡视察工作，都谢绝宴请，就在大食堂吃饭，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。

杨秀峰平时喜欢喝茶，但从不挑剔茶的种类。抗战时期，经常捧着粗瓷碗喝自制的山茶。建国后，他偶尔会买一些茶叶，但从不买那些名贵的茶。

1950年年初，河北的灾情缓和。杨秀峰又立马被调到皖北协助救灾。周总理对杨秀峰说：“是毛主席两次点名要你去的。”杨秀峰二话没说就奔赴皖北灾区工作。

杨秀峰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

在河北省政府干了几年公职工作，杨秀峰兜兜转转又干回了教育老本行。1952年11月15日，中央决定成立高等教育部，杨秀峰被任命为副部长。由于家族渊源和工作经历，杨秀峰干教育工作，明显更加得心应手，提出并创立了很多先进的教学制度，为中国教育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1954年9月29日，毛主席任命杨秀峰为高等教育部部长。从清政府到新中国，中国的教育变化非常大。但国内并没有什么高等教育的办学经验，杨秀峰只能一步一步摸索学习。

建国初，主要学习苏联的教育创办经验。但经过实践发现，苏联的经验很多不适合国内，于是只能自己创建适合中国的教育方式。

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教育问题，1957年3月，在中南海召开了一场有关教育的座谈会。参会的人大多是高效的干部和教师。会议上，毛泽东仔细的询问高校的课程设置情况。听完汇报之后，毛泽东提出：“课程太多了，砍掉一半怎么样？”

杨秀峰坐在毛泽东旁边，他回答说：“恐怕一下子做不到。”毛泽东便退而求其次问：“砍掉1/3怎么样？”杨秀峰说：“我们研究，尽量减少。”

后来，杨秀峰向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高等学校代表解释：“主席提出要把课程门类砍一半，又说要砍1/3。当然不是提倡用这种粗暴的方式，但这确实可以作为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。”

1958年2月11日，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变更，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成教育部，依旧由杨秀峰任部长。1959年1月至3月，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。会议上，有些学校说每周会进行军训四至八个小时。

杨秀峰对此提出了批评意见：“前年是个大政治，去年是个大生产，今天来个大军训，明年来个大文化，我们的教育就办不成了。”

这次会议结束之后，杨秀峰带领工作小组到地方考察，了解各地的学校办学情况。考察一共经历了20天，杨秀峰和工作组查看了12所大学、16所中学和示范、5所小学，召开了多次座谈会。

通过次考察中，杨秀峰发现，多所高等学校出现了学生学习负担过重、生活紧张的情况。最明显的现象有：学校的课程门数过多；老师的讲授进度过快；学生自习时间少，不能充分花时间理解和思考问题。总体看，学校的学习非常机械。

1964年2月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教育工作座谈会，会上再次提到了课程改革和考试改革的问题。参会的除了杨秀峰等教育界人士，还有刘少奇、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，很多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
会上，邓小平同志提出：“现在的教育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学制。上学的时间太长了，上学的年龄太晚了。我们七岁开始上小学，上完大学毕业就25岁了。毕业后还要实习一两年，相当于27岁才能正式开始工作，太晚了。”

针对邓小平的这段发言，毛泽东说：“学制可以缩短，但现在课程太多了，使学生们总处于紧张压力状态下。不少学生小小年纪就戴起了眼镜，这一点是非改不行。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。学生嘛，总要有一些自由娱乐的时间，打球、游泳、自由阅读必不可少。”

邓小平还提出：“现在的学生，上课学习的内容很死板，学生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。”

毛泽东针对考试提出：“现在的考试题目出的很古怪，学生难以琢磨。这种做法就是摧残人才和思想，我是不赞成的。”

领导人们对于教育的想法是很好的，但是想真正的落实到下面，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。即使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，学制时间长、应试教育死板的问题，还是没能完全解决。

这次会议之后，杨秀峰专门研究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观点，开展教育改革的问题。他到西南师范学院考察的时候，上台讲话说：

“大概小改都要有计划、有步骤地进行，一下子改好是不现实的。我们经验不够，条件也不够，师资方面也有困难。所以教育的问题，是要在今后若干年内逐步摸索，总结经验，搞出适合我们自己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模式。”

杨秀峰多次讲话，为教育界的师生解释毛泽东讲话的精神，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。可惜1965年1月，他再次进行工作岗位调动，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教育部，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

即使更换了工作岗位，他工作依旧认真负责，主持和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法律法令的起草和制定。

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，杨秀峰主动向党要求辞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，逐渐辞去身上的各种职务，隐退在家修养。即使在家休养，杨秀峰依旧关心教育事业发展，一生心血全部贡献给了教育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